凯撒被刺之谜
凯撒是古罗马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作家，共和国末期的独裁者。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三头同盟，共同统治罗马共和国，史称“前三头”。公元前58年取得高卢总督职位，几年内征服了高卢全境。他不仅有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他训练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公元前49年，凯撤打败了庞培，夺取了政权（克拉苏已在一次对外作战中死去）。以后几年间，他获得无限期的独裁权力，集执政官、独裁官等大权于一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独裁者。共和国名存实亡，元老院权力日渐削减。凯撒实行的一些措施，如将行省土地分给8万老兵，减轻负债者的债务，惩治贪污勒索官吏等，触动了元老们的利益，引起元老贵族的不满。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元老院议事厅，被以布鲁图和喀西约为首的反对派刺死。
这是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案，甚至都被莎士比亚写入戏剧中。恺撒遇刺本来属于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然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有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意大利研究犯罪行为的专家路西诺·加罗凡诺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布兹塔金教授等人，他们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且用电脑程序模拟2000多年前的暗杀现场，之后，得出惊人的结论：恺撒根本不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反叛贵族谋杀的，而是死于“自杀”。也就是说，被叛徒谋杀这个惊人的结局完全是他一手“导演”出来的。加罗凡诺将“恺撒之死”的疑团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恺撒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天才，但是为何他要在元老会上故意羞辱和激怒他的敌人，使他们动了杀机？其二，既然他激怒了敌人，为什么在下次去元老院之前，又突然解雇了自己的所有保镖，这些保镖原本可以救他的命？最后一点，在恺撒被刺杀的前一天，至少超过3个人曾向他发出警告，在恺撒被杀死后，他僵硬的手中仍然握着一张警告他的纸条。以恺撒的聪明，他不可能不对阴谋者有所觉察，可他为什么那时愚蠢地没做丝毫防备呢？
根据历史记载，罗马元老院中的贵族议员刺杀恺撒是完全有理由的。恺撤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他将自己封为罗马终身独裁者，并穿上皇帝才穿的紫色服装，连埃及女王也做了他的情妇。在他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元老院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当元老院中的议员们企图拍他的马屁，给他授予“神圣统治者”的封号时，座位上的恺撒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站起来接受封号，而是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给了议员们以巨大的侮辱。
在加罗凡诺看来，这一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太违背正常的礼节了。好像恺撒是在故意激怒那些元老院的议员。此外，恺撒具有最强大的情报系统，在他被暗杀前，他的间谍不可能不告知他迫近的阴谋。当时，在罗马城中，已经到处开始流传有人将暗杀恺撒的谣言。还有巫师警告他3月15日那天不要出门。然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在去元老院的那天，恺撒竟突然遣散了自己的所有保镖！在去元老院的路上，人群中仍然有人向他发出警告，并向他手中塞了一张纸条，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阻止恺撒迈向死亡的脚步。在他被杀后3个小时，医生为恺撒的遗体进行尸检时，在他手中发现了这张纸条。
难道恺撒疯了吗？还是他坚信自己有神灵的保佑？事实上，在那样的情况下，连一个傻子都不会像他那样白白去送命。带着这样的疑问，加罗凡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与该校世界一流的精神病学专家哈罗德·布兹塔金教授进行了商讨。
加罗凡诺认为，恺撒是世界历史上最精明、最智慧的政治家之一，当他是一名战场上的将军时，他能通过计谋赢得每一场战争。在罗马政坛上，他有最好的情报系统，他的所有政敌都被他玩于股掌之中。可是，在被谋杀之前，恺撒却仿佛换了个人似的，显得那么无助、易受攻击，所以，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布兹塔金教授认可了这种观点，并作出了惊人的推论，这与加罗凡诺的想法不谋而合：是恺撒自己“策划”了对自己的谋杀，而根本不是布鲁图等反叛者策划了这起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暗杀。
布兹塔金教授说，对一个犯罪调查人来说，每一起可疑的死亡事件总会有三个问题：动机、时机和手段；对于刺杀恺撒的阴谋者来说，这三者显然是齐全的：动机是使罗马共和国获得所谓自由，时机是在元老院中下手，方法是用刀将恺撒刺死。然而，如果从恺撒的角度来看，他同样得到了他想要的三样东西：死亡、不朽的声名和在遗嘱中选定接班人。一切迹象都在表明，恺撒所做的，是在借别人的手来杀死自己。
那么，恺撒之死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当代两位专家所推断的情况是否属实呢？恺撒遣散自己的保镖是出于自大、傲慢的心理呢，还是早有筹划呢？也许专家们的论断是有道理的，可是，历史的真相却依然迷雾重重，随着恺撒的死去，这也许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团。
2．亚历山大一世为什么离奇死亡
素有“北方的斯芬克斯”“俄国历史上的两面神”等称谓的亚历山大一世尽管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4年，但他的一生却充满着强烈的神秘感，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除了他的即位之谜，他的离奇死亡也成了一个未知真假的谜。
亚历山大一世是俄国沙皇著名女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孙子，而他的父亲保罗一世则是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一个私生子。自从亚历山大一世1801年开始即位，他就开始背负着“弑父夺权”的恶名。他登上皇位后，对内重用奸臣阿拉克切也夫，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则穷兵黩武，恣意征战，在“神圣同盟”的旗帜下，干涉欧洲各国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扮演着“欧洲宪兵”的角色。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率领的俄军屡次击败了拿破仑法兰西大军的入侵。同盟国的首脑们都都对他赞不绝口，亚历山大为俄罗斯帝国赢得了无限的荣耀，他也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俄国沙皇。
不过，他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导致朝政腐败，民怨载道，更是激起了“天怨”，首都彼得堡洪水泛滥，300多所房倒屋塌，500多人因此而毙命。与此相似的洪灾，在亚历山大一世出生的那年也曾发生过，人们纷纷猜测这种巧合是上天震怒的结果。这多重的打击，使亚历山大一世的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他自己也愈发地将这一切视为“上帝对自己的惩罚”。精神濒临崩溃的亚历山大，为了摆脱痛苦的现实，1825年9月，亚历山大决定离开彼得堡，到气候适宜但位置偏僻的亚速海上小镇塔冈罗格疗养。亚历山大的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都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塔冈罗格镇与其说是一个疗养地，不如说是一个流放地。它一边与风沙不断的大草原相毗邻，狂风来袭时显得格外萧瑟阴僻；而另一边则紧挨着臭气熏天的亚速海，而且在不久之前真的有一批罪犯被流放到这个地方。而且据说沙皇在这个地方什么体力活都干，并对手下说“要习惯过另一种生活”，仿佛话中有话一样。当时就有许多人费解，甚至产生了许多怀疑，沙皇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休养呢?果真，仅过了两个月之后，俄国皇室就发出讣告：沙皇陛下亚历山大一世在休养地塔冈罗格镇因病驾崩，终年47岁。
亚历山大的这种非正常死亡，自然引起了人们纷纷的猜测。那么，哪一种说法更加可信呢？
（1）疾病说
美国专家约翰·玛尔医生主要研究世界各地的热带疾病，他首先通过历史资料中的症状描述排除了之前的历史学家认为的疟疾致死说。然后在他发现了一个未被前人注意的线索，：亚历山大很可能死于“西尼罗河热”。资料中有古希腊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攻入巴比伦时的一些描述。书中说他抬起头，看到空中有一群鸟儿互相啄食，然后从天上掉下来死掉了。玛尔医生将这件事与2300多年后的一个事件联系了起来。1999年，纽约城曾有大量的鸟突然坠地而死——它们都死于西尼罗河热。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就有人患上了这种疾病。西尼罗河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感染型疾病，鸟类和人都可能感染，人类患病的症状就是连续高烧。这点完全符合对亚历山大病症的描述，而且其他症状也符合：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天，他的下半身已经瘫痪——西尼罗河热能够引发脑炎，而脑部炎症会影响到人的活动能力。
但格利弗侦探认为这种观点很可能不能成立，因为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疾病中高烧的描述是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格利弗侦探的职业思维认为，在调查阶段必须尽量广泛地考虑其他可能。何况那时候的人已经掌握了多种熟知的毒药，而且有很多人仇恨、害怕、嫉妒亚历山大，他们会很愿意看到他被毒死。
（2）阴谋说
为调查毒药谋杀的可能性，格利弗前往马其顿。在毒药谋杀故事里，提到了一个马其顿家族。若想找到凶手，就要去了解死者周围的人，看哪些人有机会接近和杀害死者。一位名叫安提帕特的马其顿地方长官被列入怀疑范围，他可能是毒药谋杀计划的策划者。当时他刚被亚历山大革职，可能怀恨在心而暗杀亚历山大。格利弗推测，安提帕特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卡桑德把毒药从马其顿带到巴比伦，另一个儿子伊奥莱斯在巴比伦等候，而他有绝佳的投毒机会。
按这条线索走下去，需要确认凶手使用的是何种毒药。格利弗请来了一位毒药学专家，借助最新医疗模拟技术了解亚历山大生命的最后12天中可能出现的中毒反应。历史资料记载，亚历山大喝了桌子上的酒不到半小时就感到不舒服。随后他呕吐，感到剧痛，说话困难，身体逐渐变虚弱。一些早期历史学家曾认为是希腊人熟知的番木鳖碱，但毒药学家认为不然，因为番木鳖碱的中毒症状很典型：肌肉收缩、下颌僵硬、眼睛突出、后背弓起。而且只需4、5个小时，中毒者就会死亡，而亚历山大却是在好多天后去世的。在毒药专家从大约25种古希腊毒药中筛选排除到两三种，其中一种毒性植物叫白菟葵，在亚历山大的家乡很常见，根部蕴含着有毒成分。
那么这种毒药的症状和亚历山大卧床12天的情况是否吻合呢？毒药专家与医疗小组在伦敦的一个实验室里对一具电脑控制的模拟躯体进行试验。由于毒药谋杀观点认为亚历山大可能被下过好几次毒，因此他们设计了从宴会当晚第一次投毒开始的一系列测试。
专家们假设亚历山大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之时喝下了毒酒。模拟躯体显示出了与亚历山大同样的反应：心率下降，血压降低，呼吸困难，身体变得很虚弱。但一剂毒药并不足以将人杀死，因为约24小时后，毒素就开始被排出，因此需要第二次投毒。在以前的记载中，有一些这方面的暗示：亚历山大曾让人用羽毛搔他的喉咙帮助他呕吐，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医疗手段。他们有可能在用羽毛搔弄他喉咙的时候，送入了更多的毒药。
第二剂毒药送入模拟躯体后，显示此时的受害者应该已无法起床走路，而且持续虚弱。心率降低会使人缺氧，这时可能连抬头都很困难，越来越虚弱。第12天上，最后一剂毒药使他命归黄泉。“这具模拟身体终于垮掉，肌肉停止工作，心脏只是偶尔跳一两下，如果这是真人，他马上就要死了。”毒药专家说。
（3）误诊说
在研究古代医生的治疗方法时，格利弗又有了一项发现。菟葵在当时也被小剂量地用作药品，用来清洗肠胃，并作为泻药帮助人体排泄，但如果剂量过大，就变成了一种毒药。这成了破案的另一条线索，现在格利弗希望能发现在亚历山大生病期间服用过菟葵的证据。
除了在各场战役中受过各种伤外，亚历山大也曾在精神上受过严重的打击。他在死前8个月，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赫法斯蒂昂。而菟葵根在当时被用作治疗精神疾病。赫法斯蒂昂从少年时代起就与亚历山大一起喝酒一起作战，他不仅是亚历山大的一员大将，更是他精神上的依靠。亚历山大曾对众人说，赫法斯蒂昂爱护的不是作为国王的我，而是我这个人。在赫法斯蒂昂死后，亚历山大难过至极，并下令为他的好友建造一座5层高的巨大陵墓。
为了弄清楚精神痛苦对亚历山大的影响，格利弗探访了精神病专家。“亚历山大会感到极度忧伤，好朋友的死令他一蹶不振，他喝更多的酒，与其他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精神病专家告诉格利弗，亚历山大的免疫系统和行为都可能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并且需要医生的治疗。而对待因悲伤而造成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之一就是药物，比如菟葵。
亚历山大曾服用药物这一假设，促使格利弗得出一种全新的解释：他可能死于过量服用菟葵。所以，关键在于，他有可能很中毒而死的，但不一定是被人毒死的，而可能是在医生的治疗过程里中毒身亡的。
为了了解亚历山大死于药物过量的可能性有多大，格利弗请毒药专家调查了一下古代医生使用这种药物的剂量。他们找到了一些古代医生使用菟葵作为药物的例子。研究表明，为了促进呕吐和排泄，医生们给出的剂量常常达到中毒量。医生们很难控制药物治疗和致害间的界限。
因此，如果亚历山大为了急于恢复健康而不断服用菟葵的话，很可能会送命。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仅花了1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可悲的结局。
3．朝鲜国王李熙猝死之谜
李氏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于l863年到l907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正处于朝鲜内忧外患、国力衰弱时期。而在1919年1月22日，被日本人囚禁在旧宫的李熙突然暴毙，且据说是被日本当局毒死的。这激起了朝鲜各界的激愤，直接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朝鲜“三·一”起义，而这位末代国王的真正死因也成为一个未解的历史之谜。
李熙是兴宣大院君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852年。在1863年12月8日，在位14年的朝鲜李氏王朝的第25代国王哲宗在无子嗣的情况下就去世了。经过王室的协商，年仅12岁的李熙成为了朝鲜第26代国王，号高宗，由大院君摄政。在李熙1874年执政之后，俄、日帝国主义势力猖獗，对朝鲜都虎视眈眈，两方都在暗自争夺朝鲜的控制权。而这里就不得不谈到当时的王后一一闵妃，她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而李熙恰好性格又极为软弱。大院君一方面为了不重蹈过去外戚专权的覆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独霸国权，所以与闵妃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宫廷斗争不足为奇，但可怕的是在这两派斗争的后面，实际上是日俄两国对朝鲜的势力争夺，俄国支持闵妃，而日本则支持大院君。
此时的李熙虽为一国之君，其实无非只是一个被他人操纵的“木偶”。日本驻朝鲜公使在1894年6月21日公然带兵冲入王宫，完全不顾及李氏王朝的面子，对整个王宫的珍宝进行了强盗似的掠夺。而李熙对于这一切除了浑身发抖、面如土色之外也是无可奈何。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日本为了抑制俄国在朝鲜势力的增长，决定要除掉闵妃。10月，在汉城日军守卫队长楠濑幸彦和日本新任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划下，40多名手持钢刀的日本军人气势汹汹地闯入了王宫，许多大臣、后妃以及宫女都被凶残地杀害了。而闵氏被日本人发现后，被杀死在乾清宫坤宁殿，最后日本人为了毁灭证据，更是将她的尸体浇上汽油进行焚烧，最后埋在了庭院的杂草丛中。此时的李熙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王后被残忍地杀害而毫无还手之力。到后来，日本人更嚣张地要朝鲜人改掉蓄长发梳头髻的习惯，并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李熙也只能无奈地带头剪发。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李氏王朝只不过是日本的一个傀儡政权，而李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皇帝。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终于可以不在俄国的威胁下独霸朝鲜了。而此时，李氏政权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决定进行最后一搏。他们在l907年派使臣去海牙向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的与会代表要求朝鲜独立，把日本的保护条约废除。可此事不仅没有通过，而且激怒了日本当局，他们马上公开吞并朝鲜且逼迫李熙退位，并将其软禁在德寿宫内。人们都认为李熙将从此过上没有尊严的寂寞怨恨的亡国生活，可是没过几年，在1919年1月22目的凌晨，李熙竞暴毙而亡，终年67岁。
事后，日本当局对外界的说法是李熙因受精神刺激，突发脑溢血而亡。据说，李熙的第四个儿子从日本陆军学校毕业后，在被逼迫的情况下要与一位日本皇族的姑娘芳子成婚，李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百感交集，在悲愤之下而一命呜呼。但针对这种说法，日本当局始终没有能够公布详细的病情报告。同时，朝鲜民众对于皇帝的死也众说纷纭，而其中大部分都不认同日本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的皇帝是被毒害而死的。据说，朝鲜的一个名为韩相鹤的奸臣受日本人的唆使将毒药放在李熙食用的醋中，李熙吃过之后才猝死的。李熙死后，两眼发红，身上布满红色的斑点，有些地方迅速开始腐烂。但针对这种说法，仍然也没有任何确凿有力的证据。
李熙之死的谜底虽然没有揭开，但朝鲜人民以此为一个契机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最终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自己赢得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l945年9月，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朝鲜人民终于结束了奴役生活，从日本殖民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了。
4．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吗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被称为千古一帝。他统一了六国，统一了度量衡，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一生功绩卓著。但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是一个暴君，实行暴政，秦朝仅经历两朝就灭亡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有三个名字：一是赢政，因为“秦之先为赢姓”；二是赵政，秦始皇是他父亲秦庄襄王在赵国当人质的时候所生，故姓赵氏；三是吕政，这是指秦始皇乃吕不韦幸姬带孕而嫁后所生，实为吕不韦之子。
之所以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一则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
秦始皇的父亲本是秦国的公子子楚，名叫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秦赵两国发生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秦昭王则借助长平之战的余威，派军队围攻赵都邯郸，但没有成功，于是同赵国达成暂时妥协。由于战国时候各诸侯国之间倘若结盟，必须相互派送人质，所以秦昭王让孙子异人到邯郸做了人质。不久，秦国攻打赵国，赵王迁怒异人，有意将他处死，幸而平原君赵胜以“异人不得宠，杀之无益，反而使秦国有责怪赵国的借口，并断绝了日后秦赵和谈之路”为由阻止，但赵成王仍然无法解恨，从此不再以公子之礼对待异人，使其流落街头、无以为生。
这时候，大商人吕不韦和他父亲正在各国行商。这吕不韦野心勃勃、志向远大，总想寻觅到能够一本万利的买卖。
有一天，吕不韦兴冲冲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问他父亲：
“耕田的收益有几倍?”
父亲回答：“十倍。”
他又问：“贩卖珠宝的收益有几倍?”
答：“百倍。”
他再问：“如果扶立一个国王，收益有几倍?”
父亲被儿子给弄糊涂了，过了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吕不韦一笑，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能买到一个国君，让他听我的，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原来，吕不韦盯上了正在赵国做“质”的秦国昭王的孙子异人。认为这是“奇货可居”的大买卖。他决定做一次冒险而能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于是，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与异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天，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没有儿子。你们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任王位，你是没有希望当太子的。”异人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随即表示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
异人感激涕零地说：“如果您的计划能够实现，我同您共有秦国的天下。”
但吕不韦的目的是要使秦国成吕家的天下，于是他就进一步设计将怀有自己孩子的漂亮情人赵姬“送”给异人。
一天，他请异人吃饭，觥筹交错之间，请出赵姬歌舞助兴。赵姬眉眼传情，又频频为异人敬酒，弄得异人神魂颠倒。酒后异人拉住吕不韦的手，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为妻。吕
不韦假装光火，异人则苦苦哀求，于是吕不韦便顺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爱，我就只能割爱了，送给你吧。”异人千谢万谢，对吕不韦愈加感激不尽。
后来，赵姬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史记》，所以许多人对秦始皇的这种出身信以为真。班固也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后，并把这一观点写进了《汉书》，还直呼赢政为吕政，于是让更多的人对此深信不疑。后来，南朝宋人裴驷在写《史记集解》时，也赞同这个观点：“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而生始皇，故云吕政。”以后，诸多史家也都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于是，秦始皇为私生子的说法，好像成了一个确凿不疑的定论。
然而，记录战国事迹甚详的《战国策》却不这说。后世的疑窦大体上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吕不韦“钓奇”之谋
一派认为，吕不韦出谋之时，秦照王已经当了48年国王，大约是65岁，太子安国君也有四十多岁，异人就位是转眼的事，何况，心狠手辣的商人吕不韦自有办法催化他们的死亡。史料记载，吕不韦攀搭不上的秦昭王在吕氏出谋后还活了八九年，而同吕不韦关系紧密的孝文、庄襄，四年之内相继而亡，更说明了吕不韦不只早有预谋，而且实施计划迅速彻底。
另一派认为：吕不韦出谋之时，秦昭王在位，安国君不过是一个太子，怂恿异人求为太子的太子——即“太孙”已经事出常轨，把希望寄托于还在胎中的“太玄孙”，也就是自己的儿子身上，未免太渺茫了。吕不韦不是神人，他怎么知道秦昭王不久于世，孝文王即位一年、庄襄王即位三年就相继而亡?显然，这是后人根据已经发生的史实编排而成，不是信史。
（2）秦始皇的衽期
一些人认为，赵姬为吕不韦所献，或许有之，过门不及期而生，则有可疑；十月之后，甚至十二月之后过期而生，则无可怀疑。如果说始皇本是不及期而生，隐瞒至大期，则异人岂有不知之理?可见，始皇确是异人之子。
另一些人认为：如果赵姬怀孕而来，不及期而生，则事出正常，不值得一书；如果赵姬未孕而来，十二月而生子则事又正常，也不值得一书；正因为怀孕过期而生，事出异常，太史公才有此说。为了避免误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干脆改为“孕期年而生子政”。期年，满一年也，可见，司马光也认为秦始皇是吕氏之子。
还有一些人认为，吕不韦献匿身姬，是传闻；秦始皇十二月而生，是事实；太史公的先举传闻，后举事实，就在于以事实来订正传闻。
（3）赵姬的家世
其实，《史记》的叙述是存在很多矛盾的。比如，《秦始皇本纪》称秦始皇母为“吕不韦姬”，《吕不韦传》也称始皇母为“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可见始皇母只是邯郸城中的一名出色的优伶。因此，决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可是，在同一篇《吕不韦列传》中又说：“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始皇本纪》还记载，灭赵以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尽行坑杀。试问，如果赵姬确实出身优伶，哪有那么多的仇家?如果赵姬确实出生豪门，又何至于先作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作异人之妻?
一般论者认为：有关秦始皇出生的传说均属子虚乌有，司马迁只是搜奇猎趣，以讹传讹而已。
看来，对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私生子，双方都缺少过得硬的资料，而现在的文献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只有等待日后地下出土的资料了来破解这个“千古之谜”了。
5．“秦兵马俑”的主人是谁
1974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西杨村的一个农民打井，挖了好几天打不出水来，却挖出了一个瓦人，像真人一样大小。他便认为是这个怪物在作弄他，把瓦人吊在树上，砸得粉碎，以消晦气。后来在秦陵西面，农民耕地挖掘仅1米处，发现一个瓦人头，继而挖到三个跪首的瓦人，就丢在一边无人过问。建国前，焦家村又挖出两个跪首的瓦人，像泥塑的菩萨，信佛的农民特地盖了个土地庙供奉。后来，西杨村的农民打井时，发现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再挖下去，发现是个“瓦盆爷”，立在陶俑的上身，农民认为挖不出水，又是这个“瓦盆爷”作怪，又把它吊起来。水保员赶到临潼博物馆，请他们来鉴别，他们也不懂，就把它运到博物馆暂存，还把碎片进行粘补，花了三个多月又修复了三个陶俑，但没有向上级汇报。有个新闻工作者发现这件事，写了《内参》，建议国家文物局注意这一情况。此事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陕西省考古队才开赴现场，经过几年的挖掘，发掘出一处兵种齐全、威武雄壮的大型地下兵马俑军阵(一号坑)，以后又陆续发掘出二号坑、三号坑、四号坑，其中陶俑陶马共计8000余件，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其阵势之大，制作之精，形态之生动，令世人惊叹叫绝。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兵马俑的主人是谁呢？
人们认为，只有统一全国的秦始皇，才具有组织和指挥这支钢铁队伍的气度和能力。秦始皇死后，有这么一支驻扎在京城内外的大军，一可显示皇威，表彰军功，宣扬他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二来，守在皇陵一侧，供其避邪压恶，防神驱鬼。那么，这些俑坑就应该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这些兵马俑就是他的殉葬品，毫无疑义的了。
可是，有人经考证否定了这个结论，提出了一堆疑问，使这个公认的流行说法变成了扑朔迷离的谜团。1978年，陈景元在《大自然探索》上发表文章，对兵马俑的属主问题，提出了大胆而全新的见解，否定了秦始皇是兵马俑当然属主的流行说法。他的见解，归纳起来有四点：
（1）军阵与秦国作战方式不同
在一号坑和二号坑里，共发掘出战车130多辆。其中有战车、指挥车、佐车和驷乘车。这些战车，和步兵、骑兵编组成阵。这个车阵攻防结合、车步协同、互相掩护、坐如磐石、动如滚雷，威力无比。实物显示，车战是这支部队的基本作战方式。可是，在有关秦始皇时期作战的古文献中，只有大量使用步兵、骑兵的记载，没有进行车战的痕迹，可见，它根本不是秦始皇时期的军阵。那么，兵马俑也就不该属于秦始皇了。
（2）武士没有战斗力
以一号坑中的武士俑着装为例，其最前端横列三排共204件，除三个将军俑外，其余均身穿战袍、腿扎行膝、足登浅履、精梳着各种头髻，有的还带着软帽，却没有攻坚作战的必备的头盔。有的战士身着软袍，却没有穿护身铠甲，显然，这不是一支攻城掠地的战斗队伍。这样的队伍怎能抵御敌人的刀枪箭矢呢?秦始皇能用这样无战斗力的军队征战南北吗?
（3）出现了秦始皇违禁的武器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在统一六国时，确实用精良的钢铁兵器武装了将士，但一统天下后，曾于公元前221年下令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运入咸阳，铸成了各重24万斤的十二个大铜人。以此来剥夺各国贵族反抗的武器，凡收藏者，罪不容诛，以犯上论处。然而，在兵马俑坑中竟出土了大批的步兵使用的矛、铍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武器，还有弓孥手使用的劲弓。士批成束的铜箭头。这都是违禁的呀，试想，秦始皇刑法严苛，谁敢这样大胆，冒着杀头的危险用这种违禁的武器为秦始皇陪葬？
（4）服饰颜色有犯上之嫌
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认为周尚火德，秦则尚水德，取水克火意，因此，规定“衣服、旌旗、节旗皆为尚黑”的制度，一律着黑色。可是，俑坑中的武士俑们，身上穿的无论是长的战袍还是短褐，却五颜六色、鲜明艳丽，使人大惑不解。战袍有的大红，有的大绿，长裤有蓝、紫、白好几种颜色，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这不只违反了秦始皇的规定，而且也破坏了秦始皇的风水，秦始皇能答应么?
看来，这些疑点确实对“秦始皇是兵马俑属主”提出了挑战。
那么，到底兵马俑的主人是谁呢?
也有一说。
有人详细考证了俑坑中出土的铜钺的年代顺序，追溯了大多数武士头冠和发髻的本源，判读了武士俑身上的发现的铭文，对兵马俑西侧“凸”字形小墓和楚国军阵情况进行了分析，认定：兵马俑的属主秦昭王的生母，在秦昭王时期，专权达41年之久的秦宣太后，她是楚国人，这些兵马俑是她的仪仗队，是护送她的亡灵回老家的。
但是，兵马俑的属主是宣太后的论断，仍然有两个问题使这个说法难以成立。
第一，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兵器比秦宣太后晚50年。谁也不会把当代的新式兵器加到半个世纪前的死者的坟墓中去。兵器之一名为“相邦吕不书戈”属于秦始皇时代的三年、四年、五年、七年之物。兵器之二名为“寺工”长铍。“寺工”一词最早出现在秦始皇二年，是专铸墓葬兵器的官署。况且这些兵器出土时，土层并没有被挖掘过的痕迹。
第二，是秦宣太后的葬地。《史记》中明确记载“宣太后死，葬芷阳骊山”。实际，芷阳在骊山南麓，而兵马俑坑在骊山北麓，方向正好相反。因此，兵马俑西侧的那座“凸”形的小墓，决不会是宣太后的坟墓。
一个是言之凿凿的史实，—个是明确无误的实地，结论根本不同。因而，在没有新的资料佐证之前，一般认为，兵马俑仍然是始皇陵园的一个组成部分。
6．曹操真有“72疑冢”吗
曹操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公元218年，他颁布了一道《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陵上不堆土、不植树。一年后，他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并留下遗嘱说：我如果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
鲁迅先生对曹操是这样评价的：“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曹操的聪明不仅用在了生前处理国家大事上，就连自己的墓地也搞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据说，曹操临死前嘱咐下人为安葬他设“七十二疑冢”之事。所以，曹操究竟葬尸何处，却很少有人知其谜底。那么，曹操是否真的设了“七十二疑冢”呢？如果是真的，这七十二冢又在哪儿呢？对于曹操的陵墓所在何处，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河北省临漳县三台村。
根据《魏书·武帝纪》记载：“初平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由此可见，曹操生前就已开始筹建陵墓，其位置当在西门豹祠以西，周围还有诸侯公卿的陪葬墓。但传说归传说，三台村没有曹操疑冢。
的确，在从磁州至济水之滨的京广铁路沿线，矗立着一座座像小山似的大土堆。在当地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清同治年间的一天，当地有个叫牛伢儿的牧羊少年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突然在一人多高的蒿草丛中发现一座大冢，大冢墓砖已显露，墓前倒卧一块石碑。他赶忙到几里外的村子里叫来一位私塾先生，辨认石碑上的字。一读才知道这是魏武帝曹操的陵墓，于是村人立即将这件事情报告到磁州县衙门。县令得知后，马上赶到彭村，可是再拨开草丛一看，那座大冢竟无影无踪，连石碑也找不到了。县令十分生气，认为私塾先生戏弄父母官，将他一顿毒打，而再去找牛伢儿，这个少年也下落不明。
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了另外一个传闻：“壬戌(1922年)正月初三，磁县农民崔老荣，于彭城镇西十五里乱葬坟挖墓为茔，地圯为黑穴，继得石室，既深且广，中有石门洞开，入石门者皆死，遂报县令陈希贤，命人投以硫磺。久之人内，见室之四壁深垩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叙乃魏武帝操也。前五十年发石室十余处，唯皆无棺，至是真冢始现。石志今藏县署，不知文何若，他日当访之。”
这两则虽是近似荒谬的传说，但反映了当地人们心中的看法：曹操墓就在这里。连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墨客也对此深信不疑。
（2）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的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认为曹丕祠谯陵可能是祭祖，不一定是祭曹操的。祖先坟在此，不一定曹操墓也在此。
（3）在漳河河底
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
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
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并有两个传说作为佐证。一个是清人沈松的《金健笔录》中的一个故事：清顺治初年，漳河发生干旱，河水枯竭，露出河床。有一捕鱼人发现河床的一处露出一块大石板，旁边有条一尺来宽的隙缝。捕鱼人向洞里一看，深不可测，暗忖里面必有大鱼，于是钻进了洞里。约走数十步光景，被一座大石门挡住去路。他返回地面，把这件事对其他几位捕鱼人说了，大家都感到奇怪，一齐下去看个究竟。他们来到大石门前一齐使劲，终于将石门打开。涌到门内—看，纷纷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石屋内许多姿色绝伦的美女分列两行，有坐着的，有互相倚靠着的，还有躺卧着的，一个个栩栩如生。但转眼之间美人们都化为灰尘，委顿于地。石屋的当中置一石床，床上躺着一个身穿朝服、头戴官帽的老年男子。石床前面立着一通石碑，识字者走到碑前一看，原来是曹操。出于对奸臣贼子的仇恨，捕鱼人一个个用鱼叉将尸体打戮得个稀巴烂。
对这段近乎传奇的记载，有人一笑了之的，也有愿信其实的。
蒲松林在《聊斋志异》中也载有河底发现曹操冢事，只不过《聊斋》写的传闻发生在许昌，而不是临漳。其文云：“许昌城外有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人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专相惊怪。邑宰闻之，遣人闸其上游，竭其水，见崖下有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之，有碑，字皆汉隶，细视则曹孟德也。破棺范围骨，所殉金宝尽取之。”这也属虚构，难以令人相信。况且，地点也不符。
曹操的陵墓为什么会失踪呢？有学者认为，曹操陵墓的“失踪”与魏晋时期的丧葬风俗有关。中国古代历来讲究厚葬，帝王陵墓则是这一风俗的集中体现。因此，皇陵向来是贪财之徒的聚焦目标，虽有严刑峻法，但仍挡不住他们铤而走险。及至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前朝皇陵更是。西汉末年，赤眉军曾在咸阳北原大挖西汉诸帝的陵墓；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长安之际，同样率部下盗掘了东汉诸帝陵墓。两汉帝陵的结局令后世帝王触目惊心。在魏晋时期帝王公侯的陵墓，多以简朴风格为主，甚至不树不封，可能是接受了前人的教训吧。而曾经直接参与了大挖东汉帝王陵墓和豪门祖坟的曹操，对前代帝王陵墓种种惨不忍睹的结局不可能不有所惊悸。他临终时所发出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感慨，便是这种心情的写照。曹操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后事也做了从简的规定：天下尚未安定，不必遵照古代葬礼制度，应该简礼而薄葬，不得随葬金玉珍宝。由于实行简葬，加之陵墓不树不封，又临近漳河。而漳河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改道，曹操陵墓很可能被大水冲到别的地方去了。
7．北魏为什么有17位帝后出家
通常情况下，人们很难将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与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佛的尼姑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却有多位早年出自尼庵或是晚年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而且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仅历魏、齐、周11帝，竟然有17位帝后出宫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何以造成这种现象呢？
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精神文明信佛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
自东汉明帝时佛教开始传入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在北魏时达到鼎盛。当年拓跋珪在舅舅慕容垂的帮助下，复建了代国，又改代为魏，成了北魏王朝的创始人，后又在与舅舅的争斗中好不容易取得了上风，便又挥师南下，去侵略燕赵之地。燕赵为中原发达地区，人情山水的风貌自然迥异于拓跋氏的大漠草原。一座座结构奇特的屋宇，进出于屋宇的穿戴奇异的男女，和这些男女嘴里唱出的一种闻所未闻的歌曲，都让拓跋珪感到惊讶。他很好奇，于是向人打听那些房子和男女是做什么的。人家告诉他，房子叫寺庙，那些男女叫和尚或尼姑，那种歌曲叫梵音。于是拓跋挂就让人去要了几本佛教经籍看了起来。拓跋珪阅读的是哪些经书，史无记载，但不外乎是《四十二章经》、《般若道行经》和《华严经》等几部。回到平城后，他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浓，“时时旁求”，广交僧友。他听说有个叫朗的高僧和徒弟一起隐居在泰山的一个山谷里，就遣使问好、写信请教，还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如此礼遇，前人还没有遇到过。
拓跋珪向来都很聪明敏锐，在阅读佛经的过程中感觉到，这种宗教完全可以用来慰抚长年遭受战争铁蹄践踏而怨气日重的草民百姓，对他的治国平天下大有好处。于是在第二年颁布了崇扬佛道的诏书：“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一面在京城带头“建饰容范，修整宫舍”，让佛教徒有所居处。同年又于须弥心上筑造五级佛塔，别建讲堂、禅堂及沙门座，正规寺庙里所需要的一切，莫不俨具焉，
就这样，拓跋珪为北魏开了崇佛之风。其驾崩后，儿子拓跋跬嗣即位。他完全继承了父业，拓跋挂嗣在位十四五年，大力弘扬佛法，进一步在京邑四周建造寺庙，让沙门宣讲佛义，“辅导民俗”。正是由于他们父子二两人的大力倡导，“阿弥陀佛”的礼赞之声才得以在草原上空响起，以至到今天仍然广泛流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大量兴建寺院，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三万余所，出家僧尼达二百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僧侣不事生产，却享有门阀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了巨额财富。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尊佛教为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也是如此，以北魏来看，各位帝王都崇尚佛法。根据史书的记载，北魏时的15位皇帝(连同西魏)，都倡导佛法并且大兴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文明皇太后冯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都在长安出家为尼。在当时，洛阳城里的西域僧人有3000人之多。宣武帝下令建造的永明寺有。—时期曾居住外国沙门达3000余人。当时的文人学士，也大多崇尚佛法，这就致使寺庙僧人的发展极为迅速。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佛教的盲目信奉，才导致了北朝时17位帝后出宫为尼。
然而，另外一些人从北朝17位帝后为尼的背景出发，仔细加以比较，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认为信佛并不是这些帝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为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极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身体康复；其次是有的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晶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尼姑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
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
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其中，不少佛寺即为最高统治者出资所建，这些御立寺庵皆穷极奢丽，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还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宫女。所以这里名为寺院，实际上是帝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帝后只是失去了名分之尊，其实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所以，北朝帝后为尼并不比在皇宫时受委屈，与被贬入冷宫相比，不但精神上没有压力，物质上更是一种优待。这些寺院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和大量的劳动力，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斥，不能禁止，都高颂“阿弥陀佛”！因此，这些人认为，在当时，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帝后出宫为尼的根本原因。
有的学者还认为：北朝诸帝的崇佛或来佛，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的。如魏之太武帝的毁佛，就是因为他发现佛寺有兵器、藏财富、匿妇女，于是诏诛长安所有沙门，焚烧经像。因此，我们分析北朝帝后出宫为尼的原因，就不能单归结为佞佛一点，而是根据问题的本身去分析。
8．梁武帝为什么不近女色
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个马上皇帝，也是个喜欢做和尚的皇帝。这就是有名的梁武帝萧衍。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人，就是现在的江苏武进县，生于公元464年。他原来是南朝齐国的官员，后来逼皇帝“禅让”，自己建立了梁。萧衍做皇帝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
据《梁史》记载，萧衍“五十外便断房室”。如果从公元513年“不与女人同屋”算起，到公元549年去世时，萧衍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不近女色。这也算是历代皇帝中的非常另类的一个了。
萧衍禁欲，“不与女人同屋”，后宫那些女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史载，除贵嫔丁令光留在京城外，其他嫔妃都让萧衍给赶走了，跟各自分封在外的儿子去住。
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除未能成年而夭折者，多为荒淫男人。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萧衍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从史料上看，萧衍精通武术，又是文学大家，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武双全”帝王。对于萧衍的种种描述，实际上是人们把萧衍神化了，和封建社会很多的皇帝一样，萧衍也是十分荒唐的皇帝。
萧衍自从当了皇帝后，与东昏侯萧宝卷一样地“昏”，整日花天酒地。
据《南史·齐本纪下第五》（卷五）记载，东昏侯的后宫美女如云，佳丽多多，其中潘贵妃是最受宠的一个。当年，萧宝卷为了讨好潘妃，大修宫殿，并对居所阅武堂内诸殿进行了超豪华装修。潘玉儿所经之路，皆铺上雕凿有莲花文饰的纯金地板，称是“此步步生莲华也”。萧衍当了皇帝后，没有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的魄力，却学起了嬴政悉收六国后宫美女的做法，把住处也搬到了当年萧宝卷作乐的地方，把萧宝卷的后宫美女也“收”了下来。
萧衍如此好色，那为什么后来会去做和尚呢？
萧衍对宫女们可以付出一切，对功臣们却非常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另外照顾，简直是有些徇私护短。但这种照顾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刚刚登基时候，萧衍非常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上了年纪以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荤，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全国人民效仿自己。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萧衍近四十年不近女色呢？
史家通常的观点是萧衍五十岁以后，“一心事佛”，所以才“禁欲”。公元527年，萧衍亲自到了同泰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帝出家了，朝廷大事由谁说了算?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因此梁武帝只是做了四天和尚，大臣们想方设法就把他接了回来，继续主持朝政。
回宫后，梁武帝暗想：“普通百姓出家后，要还俗还得拿一笔钱向寺院赎身呢；我是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一分钱不出就还俗了呢!”
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这次大臣们又来请他回宫，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了。有个大臣忽然灵机一动，说道：“皇上既然‘舍身’为僧，我们就要为他‘赎身’，才能请他回宫啊!”
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大臣们觉得这话有道理，就化了一万万钱，去同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寺院住持收到这么一大笔赎金当然很高兴了，十分爽快地同意这位皇帝和尚还俗。
过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他为了表示自己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
梁武帝“舍”得多，为他“赎身”的钱也要化得更多。大臣们花了一个月才凑足了二万万钱，又把他赎了回来。
一年过去了，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们只得又用一万万钱为他“赎身”。
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四万万“赎身”钱，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当和尚，不管国家大事，朝政混乱，最后连自己的命也没有保住。
从上面的记述来看，梁武帝信佛不假，但如果说他因佛而禁欲，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了，真实的原因绝非这样简单，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梁武帝最小的女儿长城公主萧玉姈出生时，他已五十多岁了，而在之前，他早已沉迷于佛教。另据《建康实录》（卷17）记载，萧衍到59岁才“断房室”，因此因佛禁欲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大家或许不信，原因就是梁武帝生理和健康上的原因，才最终迫使梁武帝不近女色。
梁武帝曾作《净业赋》，里面写道：“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馀年矣。於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梁武帝曾经得过一场小病。开始他还以为饮食没有节制引起的，后来请教姚菩提，原来是性生活过多，纵欲过度的原因，即“房室过多，所以致尔”。姚菩提在发现这个秘密后，曾给梁武帝开了一种药丸。据说梁武帝服了这种药丸后，效果并不理想，并不能治愈梁武帝的“四体小恶”。有什么病是姚菩提不能治愈的呢？肯定不是一般的“小恶”。根据现代医学来推测，他可能是性功能减退了，患了前列腺炎或者阳痿一类的男性疾病。。从梁武帝的年龄来看，再怎么也是天命之年，再加上以先前纵欲酒色，难免有那些难言之隐的毛病。这种“毛病”又便跟他人言，只好说是“小恶”。其实梁武帝他是知道自己性功能出现了障碍，所以才找姚菩提问医，但却并无效果，为了图个耳根清静、内心平静，只好选择“出家”。这样不仅得了长寿，还给人们留下个好名声。这才是梁武帝“四十年不近女色”的真正原因。
9．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和崔玄啼、桓彦范等乘武则天年老病危之际，率左右御林军发动了政变，诛张易之、张昌宗于迎仙院，迎中宗李显入朝，逼武则天让位给李显，恢复国号“唐”。武则天则由长生殿住进了上阳宫。同年十一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病死在东都洛阳上阳宫的仙居殿。死前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次年五月与高宗合葬于乾陵。并只留下一块无字碑。
武则天无字碑和高宗碑并列在一处，矗立于乾陵朱雀门外。西面是“述圣碑”，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歌颂了高宗皇帝的文治武功；东面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高大雄浑地矗立于朱雀门外司马道的东侧，与其西侧颂扬高宗文治武功的“述圣碑”比肩而立。“无字碑”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七点五三米、宽二点一米、厚一点四九米，总重量达九十八点八四吨。碑头刻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龙，碑东、西两侧各刻有冉冉腾飞的“升龙图”一幅，升龙高四米、宽一米，其身躯矫健扭动，神态飘逸若仙，线条流畅，刀法娴熟。阳面是一幅狮马图线刻画，其狮昂首怒目，威严挺立；而马则屈蹄俯首，悠游就食。整座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细，不失为历代石碑中的巨制。
令人奇怪的是，当初立这块碑时碑上竟未刻一字。后人所加的文字，也斑驳若离，若明若暗，模糊不清。据《乾县新志》载：“向无字。金元后，往来登眺，有题咏诗篇刊其上。”《雍州金石记》也载：“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只是从宋代起碑上才有了笔力险峻、字体俱备的题刻。那么，女皇武则天立这块异乎寻常的空白石碑，用意何在?成为一千三百多年来人们猜测、探究却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谜”。
有人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的无量功德，表示自己功盖南山，其高功大德非文字所能表达，取《论语》中“民无德而名焉”之意，故立“无字碑”。事实也的确如此。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若从唐高宗死时算起，独自执政21年；自公元690年改唐为周至死，也长达15年之多。她在政治上扶植新兴地主阶级，打击豪门世族，巩固了唐王朝；在经济上奖励农桑，兴修水利，整顿田制，减轻徭役，发展生产；在用人上虚心纳谏，知人善任，破格用人；在军事上加强边防，缓和周边关系，重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诸如此类，确实表现出她非凡的政治才能，因此她承前启后，既发展了“贞观之治”，又为“开元盛世”提供了基础，其治世功绩的确是巨大的。
同时，也有人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深重，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在她当政期间，她培养党羽，任用酷吏，违法滥刑，消除异己，擅立朝制，在恢复“安西四镇”后又相继丧失，经济发展处于唐初马鞍形的最低潮等，尤其是有人按封建正统论的观念来评价她，认为她改李唐为武周，愧对祖先，罪大恶极，故她自然难以立碑记过述罪。
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有自知之明，立“无字碑”系其遗言，是留待后人来评价她的功过是非，即“己之功过，由后人评定”。也有人认为，武则天根本就没有遗言立“无字碑”，而是中宗李显认为母皇功名盖世，故立无字碑，以尽其孝，以树其威。
也有少数人认为，武则天虽然与唐高宗合葬，但事实上她确曾君临天下，改唐为周，树碑刻字，是称皇帝还是皇后，都难落笔，权衡再三，还是立“无字碑”更为恰当。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女的，在特别轻视妇女的传统社会中，又由于武则天的罪孽，根本就不值得立碑流传后代，她墓前的“无字碑”是后来的好事者加立的。
不过，“无字碑”现已名不符实，本来无字的碑上，自宋金以后被人刻遍了题记。在《金石萃编》中收乾陵无字碑上的题字十三段，其中有金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的“大会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题记，是用罕见的女真文字镌刻的，旁边并有汉字译文。从碑文得知，乾陵在金天会年间曾经过一次大的修缮。然而大金皇弟是为何人，碑文不详。《郎君行记》碑文，是乾陵极为重要的题记，虽经千年风雨剥蚀，至今仍可辨认。
武则天陵前的“无字碑”为后代出了难题，一千多年以来，人们众说纷纭，至今仍难断其故，此“无字碑”遂成诸多历史悬案之一。
10．同治帝是怎么死的
在晚清的皇帝中，同治皇帝的死因一直是史界和一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同治帝年仅19岁就去世，根据正史记载是死于天花。但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是，同治帝是因微服逛妓院，染上梅毒而死的。同治死于梅毒的说法通过野史、小说、电影等通俗载体流传于世，似乎是家喻户晓，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历史研究者当中，也有人持同治死于梅毒说法的，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应根据可靠的档案史料来解开这个疑案。他们通过对清宫档案史料的分析，认定同治确系死于天花而不是梅毒。双方各执一词，同治的死因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解不开的谜。
近来，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以下简称“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
据记载，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病卧床。当天下午，太医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和诊断，结果是：“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来，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只请第一次脉就能做出上述的明确诊断，主要是因为载淳之病来势很凶，“疹形”表发得较显著。御医对此开出了用生地、元参、牛蒡子、芦根等十二味药配制的“益阴清解饮”，进行避风调理。同治仅服了一次药，效果便显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夹杂着瘟痘的疹形即透出，也不似昨日那样烦闷堵厥了。但是，疹痘初发，未至出透，致使“瘟热熏蒸肺胃，以致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议用“清解利咽汤”对此进行调理。巳初三刻服药后，效果明显，是日午刻即“脉息浮洪，头面周身疹中夹杂之痘颗粒透出”。
这样，经御医们精心医治护理不足两天，痘颗虽然开始表发了，有些症状也有减退的迹象，但是由于瘟热毒滞过盛，以致头面、颈项发出的痘粒很稠密，而且痘颗颜色紫滞，又有咽痛作呕，身颤口干，便秘溺赤之内症。很明显，痘料透出后过盛的毒滞并没完全随之表发出来，最后用药无效，以致于身亡。
根据这些记载，有人便认为同治是死于天花，但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
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慈禧开始常命皇后等人陪她看戏。但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强令其移爱慧妃。而同治偏偏讨厌慈禧所喜欢的慧妃。于是，同治帝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微行纷传于内外，屡次劝谏同治而毫无成效。一次，同治帝对醇亲王奕当面劝谏一再抵赖，醇亲王只好把时间、地点一一指明，同治帝却一再追问他消息的来源。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据说，载淳从烟花巷院染上梅毒，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请命于慈禧。慈禧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于是，御医们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没有效果。皇帝大怒，责问：“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和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载淳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之，显然是为了掩盖丑闻，以免丢皇家脸面。所以同治后来就日益病重，下部溃烂而死。
同治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来源，而且都能找出各自的证据，让人难以辨明，遂成清宫又一疑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