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珠游戏小鬼当家

……non entia enim licet d uodammodo levibu squehonfinibus acilius atque incuriosiu 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 verunl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 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res, 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 quaecontra eo ipso, 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Ras quasi ut entiatractant, 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de cristaU.spirit.

ed.Clangor et Colloof.lib.I, cap.28.

约瑟·克尼克亲笔译述如下：

……虽然，从某一方面来说，对于浅识之士而言，不存在的事物，比之存在的事物，较为轻易，故而不负责任地形诸语言，但对严谨且有良知的史家而言，情形恰好相反。述说某些事物——其存在既无法举证、又不可推测的东西——固然难之又难，但也有更大的必要。严谨且有良知的人士，以对待存在事物的态度对待不存在的事物，这个事实的本身，就使他们向存在和由无生有的可能性跨进了一步。

我们的意向，是将我们所能搜集得到、与约瑟·克尼克，或如玻璃珠戏档案中所称的珠戏导师约瑟甫斯三世（Ludi Magister JosephusⅢ）相关的少数传记资料，纳入下文之中，以便保存。我们并非不知，这种做法，与当前有关知识生活的法则和习惯似有抵触，或背道而驰。何故？因为，毕竟说来，摒除个人主义，尽量将个人纳入教育专家和学者阶层之中，向来是我们的指导原则之一。就因为这个原则，在我们的悠久传统中，一直受到极为彻底的遵守。以致到了今日，要想求得常在这个组织中以身作则的各种人员的传记与心理资料，这才难上加难，乃至往往完全无法办到。有时候，在许多情况之下，甚至要判定他们的原来姓名为何，亦不可能。这个教会组织，不但抱持隐姓埋名的原则，而且近乎百分之百地达到了这个要求。直到如今，这个事实，仍是我们这个学区的知识生活的主要特色之一。

虽然如此，但假如我们要查出某些与珠戏导师约瑟甫斯三世生平有关的事实，至少是勾出其人的大概轮廓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既非出于任何种类的个人崇拜，亦非刻意违背传统的风俗习惯，而是专诚一志地为了服务真理和学术。古人有言，你愈要明白而又合理地去申述一个命题，结果就愈来愈难抗拒一个与它相反的逆叙。对于教育当局和知识生活应当匿名的想法，我们不但支持，而且尊重。不过，我们只要一瞥心灵生活的早期历史，这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览《玻璃珠游戏》的发展历程，就会无可反驳地看出，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层面上，每一次扩张里，每一种改变中，在其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之中——不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莫不皆有主持其事之人的明显印记。其人虽然不一定就是其事的唯一的或实际的创作者，但总不失为促成此种变化，使其臻于至善的媒介。

不用说，我们今日对于性格的理解，与此前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大为不同。对于他们而言，尤其是在偏好传记的作家看来，一个人物的精神，似乎就是其人的偏执性、反常性、独特性，实在说来，往往就是他的病态性。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现代人甚至连主要的个性都不提——除非碰到已经超越一切固有和特异性质，达到和光同尘、用超个人的极致之士。关于此点，我们只要深入透视，便可看出古人早已就有这个理想了。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人或完人的形象，或苏格拉底伦理学中所定的理想，与我们当今的理想，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又有许多伟大组织，譬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它达到鼎盛的时期，亦曾看出与此相类的原则。实在说来，它的许多尖锋人物，例如圣·汤玛斯·阿奎那（st.Thomas Aauinas），在我们的眼中，就像古代希腊的雕刻一样，所显示的形象，也都是典型的代表，而不是个人的角色。

尽管如此，但早在知识生活改革以前（此种改革始于20世纪初期，因此，我们是它的继承人），那种真正的古代理想，显然就已快要丧失殆尽了。当我们检阅当时的传记，发现作者如何唠唠叨叨地叙述某个人曾有多少兄弟姊妹，或在童年期和青春期，乃至在争取名位和追求爱人方面留下了怎样的心理创痕和疙瘩时，也许要惊异不已。我们现代人对于一位主要人物的病理或其家族史不感兴趣，对于他的精力、他的消化，或其睡眠如何，莫不皆然。纵然是他的心智背景——影响他所偏好的学科、所爱读的书籍，等等发展的事项，对我们亦无特别重要的分量。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是否成为一位要人，是否值得特别重视，只看他的天性和他所受的教育，是否能够让他个人近乎百分之百地专注于教会组织的功能，同时又不致丧失那使个人值得吟味的活泼、清新、令人激赏的冲劲。因此，假如个人与组织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情形，我们便将此类矛盾视为考验其人是否具有才干的一种试金石。我们不支持因受欲望和激情的驱使而干违犯法律和秩序之事的叛徒；我们认为，只有为了大体而牺牲自己的人物，才值得我们的敬重和心仪。

后者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之士，而就这些足资矜式的楷模而言，对于其人的本身，他的姓名、他的相貌以及他的言谈举止发生兴趣，在我们看来，不但可以容许，而且也是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不将此种最为完善、至为调和的教会组织视为一架由若干一文不值、毫无生气的零件拼凑而成的机器，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虽然亦由各个部分所构成，却由各有自性和自由的器官加以运作。其中的每一个分子，悉皆参与生命的奇迹。因此，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着手收集有关玻璃珠戏导师约瑟·克尼克的生平资料，特别是他所写的每一种东西。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弄到几篇我们认为值得一读的手稿。

我们对于克尼克其人及其生平所要陈述的一切，不用说，乃是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尤其是玻璃珠戏的球手们，所完全或部分熟知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理由，我们决定，不使本书的对象限于圈内人士，而且要大大扩展，泽及具有同感的读者。

对于为数有限的圈内人士，本书既然不必加以引介，更是不用加以解说。但因我们希望圈内人士亦有机会研究我们这位主角的生平和著述，因而也就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在本书前面冠以一篇简短通俗的导言，好让没有准备的读者亦可略知玻璃珠戏的意义与历史。在此我们必须声明的是，这篇导言只以一般的读者为对象，对这个组织本身所要讨论的有关此种游戏的内部问题，无意做任何种类的澄清和说明。要为这个问题做一番客观的说明，尚嫌为时过早。

因此之故，谁也不能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有关《玻璃珠游戏》的完整历史和学理。就目前而言，纵使是地位和才能高于我们的作家也无从奉告。这个工作，只好留给后代去做了——假如做这个工作的资料和知识上的先决条件仍未丧失的话。较此更少可能的，是将我们这篇文章视为《玻璃珠游戏》的一种教本；实际说来，这样的东西将不会有人编写。想要学习此种游戏中的游戏规则，唯一的办法是接受一般规定的课程，那得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行；内行之中谁也不可能有兴趣要将这些规则弄到简单易学的程度。

这些规则——此种游戏的记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已有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系由多种科学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以及/或者音乐学）——聚合而成，故而不但可以表现，同时亦可建立近乎一切学科内容与结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知，玻璃珠戏是搬弄我们整个文化内容与价值的一种法式，就像一位画家在伟大的艺术时代在他的调色盘上摆弄色彩一样。人类在其创造时期所得的一切见解、高贵思想，以及艺术作品，乃至由此而起的一切学术研究，皆已简化而成种种不同的概念，进而转化成为知识上的财产——玻璃珠戏好手运用这种集合一切知识价值的总体，就像风琴手运用他的风琴一样。而这架风琴已达到一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完美；它的键盘和踏板涵盖整个的知识宇宙；它的音栓之多，几乎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乐器在此种游戏中可以复制整个宇宙的知识内涵。此等键盘、踏板以及音栓，如今皆已固定。要想改变它们的数目和次序，使其臻于至善，除了理论上或有可能，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大凡增加新的内容，充实这个游戏的语言，都在董事会的最最严格的管制之下。另一方面，在这个固定的组织里面，或者，换句易于想象的话来说，在这个巨琴的繁复结构之中，各个能手可以用到一整个宇宙的可能事象及其组合要件。平均而言，在一千个严格玩出的游戏中，要想找出两个不止是表面相同的游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有两个能手碰巧选择两个稍稍相同的题目作为游戏的内容下，这两个游戏也会因为两个能手的性灵、个性、心情，以及造诣有别而出现完全不同的外貌乃至完全不同的历程。

史家要将玻璃珠戏的起源与前例置于历史的哪个时期，毕竟终究是他本人的取舍问题。因为，它跟每一种伟大的意念一样，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时期；倒是，它是向来就有的东西，至少是它的观念。我们查出，它系以一种隐约的预期和希望显示于若干世代以前。举例言之，我们可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找到它的线索，而后，到了古代文明的末期，我们又可在希腊诺斯替教的圈子中发现它的踪迹。同样的，我们亦可在古代中国文明中看到它的面目，而后又在阿拉伯摩尔文化的几个顶峰中见到它的足迹；并且，我们还可看到它从史前的小径蹑足前进，走过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而至17和18世纪的数理学会，并由此继续前进，而至罗马哲学与诺伐利斯的幻视诗篇。这个在我们看来一直在《玻璃珠游戏》中得到具体表现的永恒意念，一直支撑着心灵趋向文科大学理想目标的每一种运动，每一个柏拉图式的学园，每一个知识阶层的联想，严格与自由学科之间的每一种结合，科学与艺术或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每一种调和。毫无疑问，哲学家如阿培拉德（中世纪法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以及黑格尔等人，都曾梦想捕捉集中体系中的知识字宙，将思想与艺术的生命之美与严正科学的神奇表现结合起来。在那个音乐与数学几乎同时达到古典高峰的时代之中，这两种学科之间常有互相接近、彼此交流、相辅相成的情形发生。我们可在两个世纪以前的寇斯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es）的作品中看到大意相同的语句，例如：“心灵不但可以运用它的潜力，以可能的方式衡量每一样东西，而且可以运用绝对的必然性，以统一而又单纯的方式衡量每一样东西，如神所作的一般，并且，它还可运用连结的必然性，衡量与每一样东西的特性相关的一切；最后，它还可以测定潜力的情形，借以衡量与每一样东西的存在相关的一切。而尤甚于此的是，心灵亦可以比较的办法作象征性的衡量，就像它在运用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相等时所作的一样。”

附带一提的是，在尼古拉斯的意念中，几乎是暗示玻璃珠戏，或在珠戏中与作为思想游戏出现的某些相似的想象想通的地方，不在少数。我们可在他的著述中找到许多类似的反响。此外，他之以数学自娱，以及他之喜欢并善于运用欧氏几何学的原理与图法作为比喻，借以澄清神学与哲学上的若干概念，与玩玻璃珠戏的心理，似乎亦颇切近。有时候，他那种奇特的拉丁文（他造了许多新字，但其意义，任何拉丁学者都可一望而知）。亦可使我们想到珠戏语言的即兴趣味。

正如本书前面的题词或许业已揭示的一样，亚伯都斯·塞孔道斯，在玻璃珠戏的诸大始祖之中，亦有其应有的地位。并且，我们觉得，尽管无法举证，但我们感到，此种游戏的观念亦曾支配过16、17，以及18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曾以数学的冥想作为作曲的依凭。在古代的文献中，我们不时读到一些传闻，说是某些精明而又微妙的游戏，系由某些学者、僧侣，或高尚的王公大人构想出来，并尝试着玩过。此等游戏，也许是以下棋的方式进行，但其中的棋子和棋盘，除了具有一般的功用之外，尚有若干秘密的意义存在其间。还有，不用说，每一个人都曾听过各种文明成形时代的寓言和传说：音乐的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单纯的艺术——能够支配人类和国家。这些故事使得音乐成了一种潜在的摄政，乃至成了一种要人民和政府遵守的法典。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希腊的神话时期，我门可以看到人类有在音乐的控制之下过理想的天堂生活的观念。由此可见，玻璃珠戏与此种音乐崇拜结有不解之缘。（“此种歌曲的神秘力量以无穷的转变召引下面此处的我们。”诺瓦利斯如此云。）

虽然，我们如此将玻璃珠戏的观念视为永恒常住的东西，故而认为它在成真很久之前就已存在于那些隐约的激动之中，但它之以吾人今日所知的形式出现，却也有其明确的历史轨迹可寻。下面，我们就试着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此种知识运动（其成果颇多，就中以组织与玻璃珠戏本身的成立为最）的发端，可以溯自文学史家普尼略斯·柴根豪斯（Plinius Ziegenhalss）所指的“副刊时代”（the Age of the Feuilleton），因为它与这个名称一同流传了下来。这类的名称相当漂亮，但也有其危险性：经常诱使吾人对我们所指的那个时代作偏颇不实的观察。事实上，所谓“副刊时代”，并不是没有软化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知识上的贫乏期。不过，假如我们相信柴氏所言不虚的话，那个时代对于与软化有关的东西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而已。或者，换句话说，那个时代还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与国家体制之间派给文化以适当的地位。坦白说来，对于那个时代我们所知确实很少——尽管它是使得我们今日文化生活不同凡响的近乎每一样东西所由滋生的土壤。

据柴根豪斯说，那是一个十分“粗俗”的时期，几乎为一种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所独占。从柴氏的描述中列举一些与它相关的特色。借以烘托当时的气氛，则我们至少可以确信，那些特色并未经过胡乱杜撰、东拉西扯，或夸张瞎说。我们之所以从这位学者求取线索，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他是认真探究副刊时代的唯一史家。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阅读下文的时候，对这个遥远时代的错误和野蛮不可嗤之以鼻，否则的话，那不仅是轻率，而且是愚昧之举。

自从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的知识生活似乎一直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发展下来。其一是思想解放与信仰自由，摆脱一切权威的支配。实际上，这是理性的斗争，它终于感到，反对罗马教会统治，争取本身独立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倾向，是悄悄而又积极地寻求一种手段，以理性的本身建立一个崭新而又胜任的权威，以使此种自由获得它的合法地位。我们不妨概括地说，心灵终于赢得了这场往往极为矛盾的战斗，此盖由于这两个目标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这场战争系由无数牺牲而来，值得吗？我们目前的心灵生活结构得到充分发展了吗？能够持续到足够的程度吗？所有这些牺牲，这些痛苦、动乱，以及反常的变态：审判异端，实施火刑，导致科学“英才”发疯或自杀，值得吗？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历史已经如实写了下来。不论它是好是坏，不论它的发生要得要不得，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已有了“意义”——所有这些，如今皆已了不相干。总之，为了人类知识“自由”而作的斗争，终于“发生”了，而到了前面所述的“副刊时代”，人们终于得到了极度的知识自由——自由得几乎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此盖由于，他们虽然完全废除了教会的“守护权”，甚至还部分地摆脱了国家的“保护权”，但他们却未能制定一套他们能够遵守的真正法律——一种新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于那个时期所发生的知识的堕落、腐败，乃至自欺，柴根豪斯曾经列举了若干令人咋舌的实例。

我们得坦白承认，所谓“副刊时代”，它的作品如何，我们实在无法给它一个确切的描述。它们在每日的报纸上似乎成为一个颇为吃香的部分，销路有数百万份之多，是缺乏软化的读者的精神食粮的主要来源。它们所报道或“闲聊”的知识项目，有一千零一种之多。尤甚于此的是，在它们的作家中，较有才智的人似乎都取笑他们自己的作品。但无论如何，柴根豪斯认为，许多这样的作品，由于非常难以理解，只可视为作者本身的一种自我解嘲。很可能的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里，确实含有一些讽古和自嘲的东西，除非重新找到它们的关键所在，否则无法理解。这些琐屑的制造者，有的是属于报馆的同仁，有的是属于自由投稿者的代书。他们往往享有响亮的“作家”头衔，但其中也有不少似乎属于学者阶层。著名的大学教授，为数很少。

在这些文章之中，比较吃香的题材，是出自著名男女生活或函札的奇闻趣事。它们的标题种种不一，如《尼采与1870年的妇女时装》《作曲家罗塞尼所偏爱的小菜》《巴儿狗在名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此等等，皆属其例。另一类比较吃香的文章，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作品，也是当时富人之间时常谈到的东西，例如《若干世纪以来的造金梦》《理化实验对于气候的影响》，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题，数以百计。我们如将柴氏所列的标题过目一下，对于当时的人竟以吞食此类闲聊作为日常的精神食粮，自然不免感到讶异，而比这更加使我们感到吃惊的却是，那些颇有名望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居然也曾帮着为这种空洞无聊的庞大消费尽过一分“服务”的心力。说来颇有意思的是，“服务”一词不但是当时流行的习语，同时也被用以指称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时期，访名人、谈热门话题的文章特别流行。对于此点，柴氏另辟专章。例如，化学名家或钢琴好手，会质询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名演员、舞蹈家、体育家、飞行员，乃至诗人，则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光杆生活的利弊或财政危机的可能成因。所有这些作品中的要点，总是将某个名人与某个热门话题扯在一起。柴氏为此举了上百的例子，其中不乏惊人之笔，读者不妨参看。

如前所述，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种匆匆造出的产品中，一定混入了不少讽刺之作；那也许是一种有些邪气的讽刺，一种不顾死活的讽刺——对于我们而言，要使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些人的立场去看去想；好使我们真正了解他们所知所感的一切，实在很难。不过，可以想见的是，那些似乎颇爱看报的多数读者，必然都曾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领受了这些怪异的东西。如有名画易主、贵重的手稿在拍卖会上售出、古老的宫殿遭到回禄之灾，或有贵族头衔的人士涉及丑闻案中，数以万计的专载，读者马上就可洞悉事实的真相。尤甚于此的是，事出当天，最迟不过次日，他们就会收到一份增刊，以当时的时髦语书刊出有关的奇闻趣事、历史串述、心理分析，以及色情资料。不论巨细，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有大量的急就章倾泻而出，而所有这些，不论在性质上、种类上，以及用语上，都带有批发标记的货色，都被不负责任地竞相制造出来。

附带一提，报上经常刊出某些游戏项目，作为专载文章的陪衬。在这些游戏中，读者多扮演积极的角色，运用它们的一些知识饲料。柴根豪斯曾以“纵横字谜”这个奇妙的题目写了一篇长文，将此种现象做了一番描述。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大多是工作辛劳而生活艰苦的人——利用余暇，附身在用字母拼成的方格和十字上面，依照某些规则填充其间的空隙。但我们必须小心的是，不但不可只看其荒谬或癫狂的一面，而且要避免采取嘲弄的态度。此盖由于，这些人虽玩这些孩子气的猜谜游戏，但既不是天真无知的孩童，更不是喜欢吃喝玩乐的有闲阶级。相反的，他们不但焦虑地处身于政治的、经济的，以及道德的混乱之中，同时还参与了许多可怖的大战和内战。而他们所玩的这些小小的软化游戏，也并不只是没有意义的孩童稚气而已。他们玩这些游戏，完全出自内心的需要，好让他们能够闭起眼睛，尽可能天真地回避一下未了的现实问题，逃避一下想象世界的逼人凶兆。他们勤恳地学习驾驶汽车，玩玩那些难玩的纸牌，让自己沉浸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保障地面对死亡、恐惧、痛苦，以及饥饿，不但不再能够得到教会的安慰，即连理智的忠实也没有了用处。这些人由于读了太多的文章，听了太多的讲演，以致没有时间和精神锻炼他们本身，抗御外来的恐惧和怕死的心理；他们一时一刻地挨着过活，对于明天没有任何信念。

因为，此外尚有大量的演讲，也是此种专载文章的一种较为庄重的变体，是故，我们也得在此略加申述。各种专家与知识掮客两者，都以大量的讲演供给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市民（他们仍然依恋着固有文化观念——尽管它早已丧失了以前的意义）。这些讲演不仅具有在特殊场合举行节日演说的性质，而且有一种热烈的交易存在其间，故举行的场次之多，几乎无法理解。那时，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其妻子，每周至少可有一次（大城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机会出席，听他们为某个讲题——艺术作品、某些诗人、学者、研究人员、环球旅行——提出学理的说明。此类讲演的听众大多抱持纯粹被动的态度，此盖由于，尽管听众与所讲内容之间不无某种关联，但因缺乏某种程度的基本知识、心理准备，以及感受能力，故而大都沉默无言。有些是具有娱乐性的热情或机智讲演，如讲歌德的事迹，便描述他穿着一袭蓝色的大礼服，从一辆驿马车上下来，勾引史特拉斯堡或魏滋拉尔的某个女子；或者大谈阿拉伯的文化。但不论讲些什么，都会有不少时髦的语句，像骰子一样从盘子里面掷将出来，使得每一个听众都感到开心不已——假如能在隐约中听出一两句流行新语的话。人们时常聆听谈论作家的演讲，有时还可看到投影在银幕上的相片，但他们过去从未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将来也无意去读。他们聆听这些演讲，就跟拜读报纸上的专载文章一样，往往得非常吃力地穿过一道由孤立的文化事实和失去意义的知识碎片构成的洪流才行。简而言之，他们已经面临贬低语言价值的边缘——此种情形，首先在某些小圈子里面潜滋暗长，形成那种苦行式的英勇反动，不久之后，开始作显明而又强大的流动，最后终于导入新的自我训练和人智的庄严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知识生活，曾有许多方面显得生气勃勃而又辉煌壮观。我们现代人将与之俱来的那种不安和虚假解释为一种恐惧的征候——人们在一个显然胜利和成功的纪元完了之后，忽然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片空虚：物质奇缺，民生困乏，成了政治和军事悉皆陷入危机的时期，因而对于知识的本身，对于它的长处和庄严，乃至对于它的存在，愈来愈加怀疑。不过，那个时代尽管充满了灭亡的预兆，但在知识上却也获得了若干良好的成绩，其中，使我们后代感恩不尽的，是一种音乐科学的发端。

然而，尽管我们不难巧妙而又明白地将任何过去的碎片嵌入世界历史的模型之中，但要当代人见出他们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式之中的地位，却非易事。因此之故，纵使是知识上的雄心和成就在那个时代迅速地衰退了下去，但那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却碰到了种种可布的疑惑和一种绝望之感。他们刚刚完全体会到——（自从尼采以后就不时悬在空中的一种发现）我国文化的青春期与创造期已经过去，老年和暮气已经来临。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此点，而不少人则率直地将这种识见表达了出来，于是有人以此来解释那个时代的许多险象：可厌的机械生活、深沉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信心衰退，以及艺术上的虚假。“衰世之音”已经发出，就如那篇微妙的中国寓言所说的一样；就如风琴上一道轻弹的低音一般，经过数十年的余音缭绕之后，它的震波终于逐渐消退下去；它的悸动可以闻之于中小学校、各种期刊，以及大专院校的腐败之间，乃至可以见之于仍可正视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忧郁和癫狂之中；在各种艺术中，它以缺乏节制又颇泛滥的过度生产大吵大闹。对于这个已经破城而入，且已不再能够逐出的敌人，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承认并静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有些人企图否认它的存在，多亏某些预言文化没落的文学预言家露出了思想上的破绽，因而在他们的论文中寻出了不少弱点。尤其重要的是，凡是对上述预言家提出异议的人，都可在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发言权而产生影响力。此盖由于，认为他昨日还引以为豪的那种文化而今已经死去，认为他曾尊重的教育和艺术如今已不被视为真正的教育和真实的艺术，这种主张和论调，在中产阶级看来，简直像突然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其累积资本的革命一样，使他感到刺耳而难以忍受。

对付普遍灭亡的情绪，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讥诮人生的犬儒主义。人们以跳舞排除忧郁，将挂虑未来视为一种过了时的愚行；人们写作迷人的文章，畅论即将来临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以及语言末日。人们在他们用以建立报社的副刊世界中大谈心灵的完全投降，观念的彻底破产，并且故作姿态，以讥诮的镇静或闹饮的狂欢看待一切，以为，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而已，就是整个欧洲乃至“这个世界”，也都趋向毁灭的命运。因此，好人之间流行着一种谦逊的忧郁，而坏人之间则盛传着一种恶性的悲观。实际说来，若要打倒过时的形式，并以政治和战争为手段，重整这个世界和它的道德，必须先使文化的本身变得能够作真正的自我分析而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才行。

然而，在这数十年的过渡期中，文化并未打盹。倒是，在它的衰落期，以及似由艺术家、大学教授，以及专栏作家带头的投降期中，它却进入了一种高度警觉和自我检讨的层面。这个变化的中介在于少数几个人的良知。就是在副刊时代的旺盛期，随处也曾有过若干个人和小团体，决定继续忠于真正的文化，而不遗余力地为未来保存一份优良的传统、戒行、方法，以及知识的活力。当时的实况如何，已非如今的我们可以得而知之了，但一般而言，为了防御没落而作的自我检讨、反省，以及意识抵抗的历程，大致上似乎分成了两组。学者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与教法之中寻得了栖身之处，此盖由于这个学科当时恰好达到它的顶点，因此，即使是在副刊世界当中，亦有两个著名的养成所，培养一种以细心和周到为特色的模范方法学。尤甚于此的是，好似命运曾对这一小队勇敢的人马有意眷顾一般，竟在这个悲惨无比的时候出现了那个虽属事出偶然，但有神谕效果的光辉奇迹：巴赫的11篇手稿——一直保存在其子佛瑞得曼的手中——再度被发掘了出来。

抗御退化的另一个焦点，是东方旅游联盟。这个联盟的同人开出一门精神而非知识的学科。他们不但提倡孝道，而且敬老尊贤，我们目前的文化生活和玻璃珠戏形式，尤其是静思的要素，可说都是他们之所赐。此外，这些旅游之人尚有另一种贡献，就是重新透视我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但不是运用学者的分析法，而是依照古代的密法，以他们的本能与远古时代和文化状况作神秘的结合。例如，他们之中有些巡回乐师和行吟诗人，据说可用十足的古法演奏此前若干世纪的音乐。就这样，他们可以准确地演唱1600或1650年的一首乐曲，对于其后的手法、改良，以及名家的成就，就如仍无所知一般。这在大家疯狂地追求那种支配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与渐层法之时，在大家讨论指挥的“构思”与执行时几乎把音乐本身忘得一干二净之际，确是一种令人讶异的绝招。当旅游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最初以另一个时代和世界的天真与纯洁——不加任何渐强和渐弱的技法——公开演出韩德尔以前的一组舞曲时，据说观众之中曾有人表示完全不知所云；但另外一些人，不仅感到耳目为之一新，而且觉得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聆赏音乐。在介于布丽嘉登与摩尔比奥之间的一座音乐厅中，有一位团员做了一架巴赫式的风琴，可以说跟音乐大师巴赫所要做的一样完美——假如他有机会和办法去做的话。这架风琴的制造人，为了遵守当时流行于联盟的一项原则而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只是采用18世纪时的一位老前辈的姓氏，姑且名之为西尔柏曼。

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当中接近了现代文化观念产生的源头。其中，领袖群伦的一个，是新近的学术科目，音乐历史与音乐美学。另外的一个是不久随之而起的数学方面的突飞猛进。锦上添花的是东方旅游者们的一点智慧的传布，而与音乐的新构想和新诠释密切相关的，则是对于文化的老迈所取的那种勇敢的新态度——沉着和忍从。对于这些问题，不必在此多说，因为这已是人人熟知的事情了。对于文化历程采取的这种新态度，或者，与文化历程保持此种新的从属关系，所产生的一种重大后果，是人们大都停止创造艺术作品。尤其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逐渐退避了扰攘的尘世。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实在说来，确是整个发展的高潮或顶点——玻璃珠戏由此兴起。

音乐科学的日臻奥妙——这在1900年不久之后，副刊风气仍处顶峰状态之时就可看出了——对于玻璃珠戏的开创，自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音乐学继承人的我们相信，对于那几个伟大创作世纪的音乐，尤其是17、18世纪的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本身在内的音乐，较之以前的各个时期，不但知道得多些，而且，从某一意义来说，亦了解得多些。不用说，作为后代的我们，与古典音乐的关系，与创造时代的前辈，自然完全不同。我们对于真正的音乐——频频受到忧郁引起的污染——所持的知识上的敬意，与对于那时的音乐演奏所持的真诚喜爱，大异其趣。每当我们因为欣赏他们的音乐而忘却当时创作的情况和艰辛之时，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羡慕那个幸运的时代。几乎整个20世纪，都将哲学或文学视为中世纪末期到现代之间的那个文化纪元的最后伟大成就。然而，数代以来，我们已经输给数学和音乐了。在创作上，自从我们放弃——不论如何，大体如此——与那几代竞争以来，并且，自从我们断然放弃音乐创作上的谐和崇拜以及动力学上的纯粹感觉崇拜——自从贝多芬时代以及浪漫主义初期以来支配音乐实务达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一种崇拜——以后，我们始可更为纯正地了解我们继承的那个文化的大体形象。否则的话，我们怎能相信我们这种不是创作的，但却可敬的回顾做法！而今我们已不复再有那个时代的旺盛创作力了。15、16世纪的那种音乐风格能够纤尘不染地保持如此长久的时间，在我们今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我们要问，在那个时代所作的大量音乐之中，竟找不出一丝不良的东西，这怎么可能？18世纪是个开始堕落的时期，何以会有那些五花八门的风格、时式，以及流派产生？虽只昙花一现，却是那样的自信。虽然如此，但我们相信，我们不仅已经发现我们所称的古典音乐的奥秘，不仅已经了解那几代人的精神、美德和虔诚，同时也将那一切视为我们的模范了。例如，今日的我们，对于18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启蒙时期的哲学，都不太重视，但我们却将巴赫所作的那些咏唱曲、受难曲，以及前奏曲，视为基督教文化的无上精髓。

附带一提的是，我国文化对于音乐的态度，有一个古老而又可敬的范例，这也是玻璃珠戏能够以敬重的心情加以回顾的一个模范。这使我们想起，在传说的春秋战国的华夏，音乐在全国朝野占有一种支配性的地位。一般认为，音乐的兴衰，关系着文化、道德，乃至国家的隆替。音乐大师们被要求作为音乐的卫士，严格地维护“正音”本有的纯朴性。音乐一旦腐败，便被视为那个朝代和国家的衰象。诗人们写了不少可怕的寓言，描述那些逆天的妖魔之音，例如“清商”和“清仄”之音，称之为“衰世之音”；皇宫之中一旦响起此种靡靡之音，顿时便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城墙倒塌，而国家和王朝即将灭亡。可供我们引用的古人之言颇多，但在此处，我们只想从吕不韦所著的《春秋》一书中谈到音乐的一章列举几节文字——

“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唯得道之人，斯可与音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沉沦之国，颓废之人，亦不可无乐，但其乐不欢。是以，乐愈杂，则民愈衰；国愈危，君愈消沉。职是之故，音乐亡矣！

“凡古之圣王，所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巨为美，以众为欢，仿诡殊魂，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

这位中国作家所说的一番话，相当明白地指出了一切音乐的起源及其真正的意义——尽管几乎已被世人遗忘。此盖由于，在史前时代，音乐跟舞蹈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工作一样，原是巫术的一个分支，为合法的古老法术工具之一。它是一种百试百验的设计，一开始就有节奏（拍手、踏足、敲梆、击鼓）。可使许多人互相“合调”，保持同样的心情，调整各人呼吸和心跳的步调，激励他们呼唤永恒的神力，乃至去跳舞、竞赛、作战，以及礼拜。而音乐之保持这种固有的、纯朴的、原始有力的性质——它的魔力——比之其他诸种艺术、历史都更悠久。对于音乐的力量，从古希腊人到歌德所说的一切，我们只要回溯一下史家和诗人所作的许多证言，即可了然。实际说来，音乐在行军和舞蹈中从未失去它的重要性……不过，且让我们言归正传，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吧！

下面，我们且将玻璃珠戏的肇始做一个简要的叙述，此种游戏似乎同时在德国和英国兴起。尤甚于此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之中，它原是一种练习——少数音乐学家和乐人在新成立的乐理研习所做的一种功课。我们如果以这种游戏的原始状态与其后的发展情形，以及目前的样子相比的话，就如以1500年以前的乐谱与没有小节的原始音符，乃至与18世纪的总谱相比一样，更别说与带有太多表示强弱、速度、构句等等符号（往往使得此类乐谱的印刷成为一种非常繁复的技术问题）的19世纪乐谱了。

此种游戏当初只不过是学生与乐师之间用以训练记忆和机巧的一种聪明办法而已。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一样，在此间科隆音乐学院尚未“发明”这种游戏之前，英、德两国不但早就有人玩它，而且早就有了今日所见的名称——虽然，事经若干代之后，早就与玻璃珠毫不相干了。

它的发明者——卡尔阜的巴斯卿·皮洛特，是位虽颇怪异，但聪明博达，颇有人味，甚得人缘的音乐学家——用玻璃珠代替字母、数字、音符或其他的表象记号。皮洛特（顺便在此一提，作有《对位法的沧桑》一文）发现科隆研习所的学生常玩一种颇为精巧的游戏。他们先由一个人叫出古典作曲法中的主题或起头的小节——以他们那一科的标准缩语说出——接着由另一个人以这件作品的下文——最好是以或高或低的发声、反衬的主题，如此等等——作为应对。这原是一种练习记忆与即兴演奏的办法，与在舒兹、巴其尔巴尔，以及巴赫时代或曾流行于练习对位法的学生之间的那种方法，颇为相似——虽然，那时并非用理论上的公式去做，而是实际上以古琴、笛子、琵琶，或人声进行。

巴斯卿·皮洛特很可能是东方旅游联盟的一分子。他偏爱手工艺品，曾经亲手制造几部古雅的钢琴和翼琴。传说他善于演奏一种旧式的小提琴——自从1800年即被遗忘，带有高拱式的弓把，且以手调整弓弦的一种小提琴。在这些兴趣的驱使下，他情不自禁地仿照学童习算用的珠串，做了一个框架，架上穿以数打铁丝，以便穿以各色各样大小不等的玻璃珠子。铁丝相当于谱表上的横线，而珠子则相当于音符的时值，如此等等。这样一来，他不但可以用玻璃珠表示音乐的引句或创作的主题，而且可以加以调整、颠倒、发展、变化，使其彼此配成对位的形态。用专门术语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玩具而已，但颇受学生的喜爱；它不仅被人仿造，而且还在英国变成时髦的玩意。这种音乐练习的游戏，就这样被人以这种迷人的原始方式玩了一段时间。但是，正如常见的一样，一种历久不衰而颇有深意的惯例，就这样在一种转瞬即逝的偶然情况之下得到了它的名称。因为，学生所玩的那种游戏和皮洛特所做的穿珠框架，经过不断的发展之后，终于成了众所周知的玻璃珠戏了。

事隔二三十年后，这种游戏似乎曾在音乐学生之间失去部分的宠爱，但却得到了数学家的奉承。在这种游戏的发展史中，有一个特别的特色，那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任何一个正好处于高度发展或复兴时期的学科，都曾不断地予以偏爱、运用，并予改进。那些数学家使这种游戏得到了一种高度的适应性和升华力，因而使它开始达到一种接近自知其本身及其潜能的境地。这种历程类似整个文化意识的发展，不但渡过了重大的危机，并如柴根豪斯所说的一样：“以适度的自负接受一种度过盛期的文化——例如近古时代的文化——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化——所遭遇到的命运。”

柴根豪斯的话，我们已经引得太多了。下面，我们拟就玻璃珠戏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做一个简单的速写。此种游戏既从音乐研究所过渡到数学研习所（这个变化在英、法两国略快于德国）之后，发展神速，至此已可运用特殊的符号略写表现数学上的演算程序了。参加游戏的人互相推敲这些程序，将这些抽象的公式抛向对方，借以展示这门学问的结果和潜能。玩这种数学与天文学的公式游戏，须有极大的注意力、敏锐力，以及集中力才行。这在数学家中，纵然是在那个时代，“玻璃珠戏好手”这个赞誉，已是不可轻视的了，因为它已成为“数学能手”的一个同义词了。

此种游戏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受到近乎各种科学和学科的接纳和仿效，这也就是说，受到各种专门科目的采用。有案可稽的是，它曾被用于古典语言学和逻辑学上。在音质的分析研究中，已将各种音乐化为物理和数学上的公式。不久之后，语言学借用此种方法测度语言的结构，就像物理学测度自然的作用一样。视觉艺术随后跟进，建筑学早就带头在视觉艺术与数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自此而后，愈来愈多的新关系、新类比，以及新的相通之点，都在以这种方式求得的抽象公式当中得到了发现。每一种学科只要用上此种游戏，莫不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公式、略写符号，以及其他可能的组合。各地的优秀知识青年，都爱上了这些游戏及其公式的对答和级数。此种游戏，并不只是练习，也不只是休闲活动而已，它已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专注的自觉运动。尤其是数学家们，莫不皆以苦行僧兼运动员的严格精神和高超的技法从事此种游戏。它给他们的那种乐趣，似乎可以补偿他们舍弃世俗的享受和野心的损失。因为，此种克己的精神那时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美德。玻璃珠戏，对于副刊主义的彻底失败与新近唤醒的那种严格精神锻炼的兴趣，都有不少的贡献，因此，我们认为它是像修行一样严格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科目的起点。

世事已经变了。副刊时代的心灵生活，可以比作因为过度生长而耗尽精力的衰退植物，只有以衰败的枝叶培植它的根株了。如今打算埋首知识的青年，再也不想去上大学听课了，再也不想吃那些有名无实的教授所给他的零碎美食了，因为，毕竟说来，那只不过是过去高等教育剩下的面包碎屑而已。如今，他们像过去的工程师和机械师一样勤勉而又有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了。他们必须爬过一道陡坡，必须以数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中的学术锻炼来净化、强化他们的心智。尤甚于此的是，他们必须学着放弃前代学者认为值得努力追求的那些利益：轻而易举地挣得金钱和荣誉、得到报纸的奉承、做银行家或工业巨子的乘龙快婿、过一种骄奢而又豪华的生活，著有畅销名著、得到诺贝尔奖、拥有乡村别墅的作家，手拥富婆太太、家有豪华客厅的教授，佩带荣誉勋章，又有制服仆人伺候的名医，在董事会占有要职的药师，占有副刊园地，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作动人的演讲，而得如雷掌声和美女献花的哲学家——所有这一类的个中要角，如今不但皆已大江东去，而且一去永不复返了。尽管如此，但毫无疑问的是，而今仍有不少青年才俊羡慕此类人物，视之为心向往之的模范。然而，达到荣誉、财富、名望，以及豪华之境，如今已经不再能够经由讲堂、学院，以及博士论文得而致之了。此种根株业已败坏的知识行业，已在世人的眼中破产了。不过，他们得以再度热切而又忠诚地献身于艺术和思想，也不失为一种补偿。那些向往富贵荣华的才智之士，只好背弃已经变得过于淡泊的知识生活，转而追求仍有机会捞钱过舒适生活的职位了。

如果我们要将净化后的心灵世界如何在全国占得一席之地做一番详细的描述，也许离题太远。但经验立即晓示我们，一连数代的知识训练松弛，对于实际生活亦足以导致严重的损害。所有一切高等专门职业，包括与科技相关的专业在内，能力和责任皆已逐渐低落了。其补救的办法，是将人民和政府之间心智训练的监督之权交给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在整个教育体制方面尤应如此；而此种情形迄今实无大变。在今日欧洲近乎所有的国家中，仍未受到罗马教会支配的学院，都在那些匿名的教会组织手中，由优秀的知识分子填充其缺。这班人的严厉和傲气，虽然不时受到舆论的指责，不时受到某些人士的反对，但此种领导地位依然屹立不动。它的刚正不阿、它的舍弃一切利益和方便——除了知识上的利益和方便——不但维持，同时也保护了它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得到了久已成为常识，至少是一种普遍意识的支持：文明的延续，就靠这种严格的训练。人们知道，或隐约地感到，如果思想不能保持纯净和灵敏，如果心灵世界不再受到尊重，不久之后，船舶和车辆就要出轨了，工程师的滑尺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计算就要失去合法性和权威性了，而混乱则随之而起了。使人明白到：文明的外观——科技、工业、商业——亦须有知识上的诚实和德性作为一种共同的基础，一定费了不少时间。

现在且将话题拉回玻璃珠戏：那时所缺乏的能力是统摄一切、超于各科之上的通才。天文学家、古典学家、经院哲学家、音乐学生，皆依照他们自订的规则去玩他们的游戏，但这种游戏却有一套可以用于每一种学科和分科的特别语言与规则。这需半世纪的时间，始可向超越此等隔阂的目标跨出第一步。其所以如此迟缓的理由，无疑是道德上的原因多于形式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弥缝的办法即使是在那时亦可找到，但与这种新兴的知识生活同时并行的，是一种清教徒式的退缩，避开所谓的“不智的越轨”，以免使各种学科与类目混淆不清。此外还有一种深切而又合理的畏惧：唯恐重犯肤浅不实和副刊主义的罪过。

几乎一下子使人明白玻璃珠戏的潜力，因而使它接近圆满边缘的，可说是某一个人的成就。而这个进步，又与音乐搭上了关系。一位热爱数学的瑞士音乐学家给这个游戏注入了一种新的激素，因而为它的最高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这位伟大人物在世俗的姓名已经无从稽考；在他那个时候，知识界的个人崇拜已经不太流行了。在史籍上，他曾以鲁索或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Lusor or IoculatorBasiliensis）之名活在人间。虽然，他的这种发明，跟所有他人的发明一样，乃是出于他本人的长处和兴趣，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需要和野心，而是受了一种更大动机的鞭策。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份热切的欲望，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表现他们的新观念。他们渴慕哲学，希望综合。完全退入本身学科的那种自娱方式，如今已经被认为不太适宜了。这儿，那儿，不时有一位学者突破他的专业藩篱，企图进入总持的境地。有些人梦想一套新的字母——一套新的符号语言以便传述和交换他们所得的新的知识经验。

这种冲力的强大，可由当年一位巴黎学者所写《中文警号》一文得到证明。当时被人讥为“唐吉诃德先生”的这位作者（顺便一提，他是中国语言学方面的一位杰出学者），在指出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时表示，尽管目前的情况颇为体面，但如不能发展一套国际性的符号语言，则将不堪设想。这样一种语言，应如中国的古代文字一样，能以象形的办法表达极其繁复的物事，而不致排除个人的想象和证明，以使全世界的各种学者皆可理解。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致力于这个问题，就在此时。他为玻璃珠戏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的原理原则。这种语言系由符号和公式组成，数学和音乐在它里面都扮演着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故而亦可结合天文学和音乐上的公式，以使数学和音乐化为一种公分母——似乎如此。虽然，他所做的工作并非完全没有争论的余地，但实在说来，这位来自瑞士巴席尔的无名氏，却为这种游戏的以后发展奠立了坚固的基石。

这种玻璃珠戏，起初为数学家所专享，其后又为语言学家和音乐家所酷爱，到了此时，又将它的法力逐渐施展到所有一切真正知识分子的身上。不少的古老大学，许许多多的联盟，尤其是已有历史的东方旅游联盟，都接二连三地转向了它。若干天主教会也因嗅出了一种新知的气息而拜服了它的魅力。在本笃会的若干修道院中，修士们对于这种游戏的热衷达到了极点，以致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其后亦被时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此种游戏，究该予以容忍还是加以支持？抑或应由教会和教廷出面禁止？

此种游戏，自从有了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的重大创新之后，便非常快速地演进而成今日的伟观：知识与艺术的精华，最高的崇拜，文科大学所有一切卡斯达里校友的神秘结合。在我们生活中，它一方面承担了艺术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扮演着思辨哲学的角色。例如，在柴根豪斯时代，人们往往以种种不同的名字称呼它，而在副刊主义时代的文章中则又以一个共同的名字称呼着。那个名称——在那个富有太多先知精神的时代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一种奇幻的理想，就是：魔术剧院。

玻璃珠戏，自从创始以来，因了这些原因，在技术与范围方面，均皆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它对于玩它的人提出一切的知识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变成一种崇高的艺术与科学——在约科拉多·巴席连西士的时代，它还缺少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直到那个时候，每一种游戏莫不皆是许多思想与美学方面的浓缩观念的一种系统安排，一种整理、组合和对比，莫不皆是永恒价值观念与形式的迅速追忆，莫不皆是扫视心灵境域的一种特技飞巡。直到过了若干时期之后，才有人将默想的观念从教育体制的知识资产中，尤其是从东方旅游者的生活习惯中提出，纳入这种游戏里面。...